1941年12月7日凌晨，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发出了攻击命令，超过三百架日本飞机突然袭击了美国驻夏威夷岛的珍珠港海军基地，这次突袭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的正式爆发。飞机划破夜空，火光冲天，令驻守的美军措手不及，严重破坏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。
次日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会的讨论后，正式宣布对日本宣战，这一决定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急剧扩大，全球战火进一步升级。随着美国的全面参战，战争进入了一个更加激烈的阶段。
在美国和英国召开的代号为“阿卡迪亚”的首次高级别战略会议中，中国被正式确立为全球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会议任命蒋介石为中国战区总司令，负责指挥中国、越南和泰国等地的同盟军部队，肩负着抵抗日本侵略的重要任务。
与此同时，蒋介石还特地致电当时驻美代表宋子文，嘱咐罗斯福总统选派一位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，但戏谑地补充：“此人最好对中国一无所知。”实际上，蒋介石并不真正期待美国参谋长具备实战能力，他的真实目的在于通过这位参谋长直接向罗斯福传递需求，从美国争取更多的军事援助。
展开剩余89%1942年3月4日，约瑟夫·史迪威受美国总统罗斯福委派，正式抵达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，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。史迪威早在1935年就曾担任驻华武官，精通中文且对中国情况了解颇深，当他流利地用中文向蒋介石自我介绍时，显然与蒋所预期的“什么都不懂”的人选大相径庭。
尽管蒋介石对史迪威心存不满，但为了获得更多美援，他不得不勉强接受这一安排。然而，史迪威抵达重庆没几天，两人之间的分歧便逐渐浮出水面，矛盾开始激化。
当时，日本侵略军几乎占领了中国沿海所有重要港口，导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物资运输只能依赖唯一的“驼峰航线”——一条从昆明经缅甸北部到印度的危险空运通道。史迪威的首要任务是保护这条生命线不被日军切断，特别是作为关键中转站的缅甸北部。
1942年3月8日，日军占领了缅甸首府仰光，接着向重要城市曼德勒发动攻击，意图切断中国抗战的国际补给线滇缅公路。随之而来的是英国军队仓促撤退，导致中国远征军孤军奋战，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后，不得不败退。
为了保存实力，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在杜聿明的带领下，穿越了险恶的野人山，成功撤回云南境内，但其中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壮烈牺牲。与此同时，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则听从史迪威命令，脱离第五军序列，安全撤退至印度英帕尔。
撤退途中，史迪威刚好庆祝了自己的六十岁生日。尽管身患肝炎，他仍与士兵们同吃同住，同舟共济，展现出身先士卒的精神风貌。
随着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役的失败，史迪威和蒋介石在一次检讨会上爆发了激烈争吵。史迪威指责蒋介石越权指挥，干扰了战场决策，导致战机流失；蒋介石则反驳是史迪威的战术策略不当。两人长期积累的不满最终爆发，蒋介石甚至称史迪威为“刺儿头”，双方言辞激烈，关系跌至冰点。
然而，接下来的一件事件更让蒋介石彻底失去耐心。1942年6月21日，德军名将隆美尔攻占了利比亚图卜鲁格，威胁到了苏伊士运河及地中海和印度洋航线的安全。罗斯福于6月25日紧急命令史迪威，将驻印度的第十航空队轰炸机全部调往埃及支援，同时派遣一个轻型轰炸机中队转向埃及协助英国作战。
这一决定对中国战场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。史迪威陷入两难，既要执行总统命令，又要向蒋介石交代损失中国空中力量的事实。他不得不亲自告知蒋介石，消息让蒋震怒异常，斥责美英对中国战区的忽视，并怀疑同盟国是否真正将中国视为平等的战场。
蒋介石愤怒之余，指示驻美代表宋子文与美国政府交涉，要求撤销史迪威在中国的全部职权，实际上是在变相赶走这位令他头疼的美国将领。
面对日益尖锐的矛盾，罗斯福派遣亲信行政助理居里赴重庆劝说蒋介石，强调史迪威深得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信任，若被赶走将严重损害中美军事合作。居里的劝说令蒋介石有所缓和，这件事暂时搁置。
1942年7月，在远征军缅甸作战失败后，史迪威迅速制定了一项收复缅甸北部的作战计划，提出从西、东、南三个方向夹击日军，打通从印度拉姆加尔到云南的交通线，恢复战时物资供应线。然而，直到1943年7月，这一计划依然未能付诸实施。
主要原因在于英国首相丘吉尔对缅甸北部无兴趣，不愿派军参与进攻。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形象比喻：“如果我们进军缅甸的丛山峻岭，犹如跳进鳄鱼池塘。”
即便没有英国军队支持，1943年10月，史迪威依然坚持展开反攻，他亲自率领驻印度的中国军队在胡康河谷赢得第一场胜利。根据计划，蒋介石派遣的远征军也应从云南跨过怒江参与战斗，但两个月过去，云南方面迟迟无动静。
实际上，蒋介石并未下达出兵命令，因为他坚信缺乏英国在孟加拉湾的两栖登陆配合，反攻难以成功。这种顽固态度令罗斯福极为愤怒。
1943年11月，蒋介石、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埃及开罗召开会议，讨论对日作战战略及战后国际秩序。史迪威也参与了会议。罗斯福私下问史迪威蒋军还能坚持多久，史迪威坦言：“再受一次失败就完了。”罗斯福则表示若蒋失败，将支持其接班人。
此话令史迪威误以为美国可能放弃蒋介石，开始暗中策划刺杀行动。
1943年12月13日晚，史迪威在昆明巫家坝“陈纳德飞虎队”基地秘密部署“蓝鲸行动”，意图刺杀蒋介石。助手多恩对这一计划震惊，最初计划在蒋的饭菜下毒，但因饭菜由蒋的亲信负责无法实施，只得另寻机会。
从12月20日起，罗斯福连续发出三封密电，催促蒋介石命令云南远征军渡江参战，否则将削减对中国军事援助。但蒋介石仍以“形势险恶”为由拖延不前，未作动作。
正当蒋介石苦苦拖延时，“蓝鲸行动”正秘密进行。
1944年3月，蒋介石受邀访印并慰问驻印军队，成为刺杀的绝佳时机。计划是在飞机上动手脚并破坏降落伞。然而，蒋介石临行前突接神秘电话，取消印度行程，刺杀计划无功而返。
尽管刺杀失败，双方矛盾已不可调和。在罗斯福压力下，蒋介石终于下令云南远征军渡过怒江，配合史迪威作战。
1944年4月，日本发动“一号作战”，试图打通中原至新加坡的铁路。蒋介石希望调回远征军内战，史迪威坚决反对，认为这会毁掉之前的努力。双方再起冲突。
此时，欧洲战场由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领导，正展开大规模反攻。美国政府认为既然一名美军将领能指挥欧洲战场，为何不能全权指挥亚洲战场？
1944年7月7日，蒋介石在重庆抗战七周年大会上即将演讲，突然接到罗斯福紧急电报，要求将中国军队指挥权交给史迪威。蒋脸色骤变，虽未直接拒绝，便请求罗斯福派代表调解双方矛盾。
罗斯福派出私人代表杰伊·赫尔利，试图斡旋。但蒋坚持撤回怒江前线军队，破坏史迪威计划，双方关系更僵。
1944年9月19日，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致电蒋介石，强硬要求将军权交给史迪威，并警告后果自负。蒋介石愤怒难忍，决心与史迪威彻底断绝合作。
9月24日，蒋会见赫尔利，强硬要求召回史迪威，称此事关国家主权与个人尊严，毫无妥协余地。赫尔利未劝阻，反而表示支持。
1944年10月18日，罗斯福经过深思熟虑，决定召回史迪威，派科蒂·魏德迈将军接任。蒋介石对此欣喜若狂，致电罗斯福称：“相信此举将开启中美合作的新时代，远胜以往。”
史迪威的离开，对中国抗战无疑是一大损失。他为人刚正不阿，痛恨国民政府腐败，关心士兵生计。但他与蒋介石在战略理念上的根本分歧，注定了他们不可能长期共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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